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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手机游戏代表专家谈移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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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国务院对新业态新模式反复强调“包容审慎”监管,而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由于其金融属性也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对此有何看法?全国政协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中国银行原外部监事梅兴保:在对移动支付领域的监管上,可以遵循“先多样化,后规范化”的路径,在设计改革方案和确定指导方针时,既要全覆盖、不留死角,也要为新业态留下继续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建议在监管时要充分地发挥行业治理组织的作用、行业治理机构的作用,这个行业治理机构特别是以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行业,这样既能形成制度化措施防范恶性竞争,又多了一个向上沟通和反映诉求的渠道。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个行业治理机构当成一个监管部门的子部门,要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中介,发挥起行业自律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太利:当前移动支付在为社会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由于法律不规范、APP监管不到位等因素潜伏着一些安全盲区,建议从几个方面降低风险,第一,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个人信息法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细化原则性规定,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第二,强化移动支付监管技术,严惩不法分子。第三,对于移动软件APP提高审核标准,提升进入门槛。第四,加强金融平台监管,完善应急预案。第五,政府部门及行业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公民安全意识。全国政协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近几年,“伪P2P”“伪现金贷”企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案件。为此,管理层加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而第三方支付由于实行持证上岗,规范管理,虽然并没有产生较大风险,但是也受到加强监管的很大影响。例如限制支付额度、限制远程开户等一些举措,在强调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对移动支付的市场创新活力产生了抑制。《中国经营报》:在移动支付“走出去”的过程中,官方和市场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才能通过合力保持和壮大我国移动支付的国际领先优势?全国政协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意义的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以做强国内为基础,为“走出去”完善配套政策,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应该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国外机构合作。特别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殷剑锋:我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国策,
移动支付除了在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外,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移动支付对于增强中国在海外的经济金融实力,作用巨大。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移动支付可以有更大作为。目前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主要是央企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公路、桥梁基础设施,移动支付可以作为软实力、软性的基础设置进行输出,做到支付网络的互联互通。《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移动支付代表的普惠金融业务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王景武:加快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主要方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构建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联合制定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相关政策措施及激励机制,推动各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竞争。二是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鼓励新兴技术与移动支付服务融合应用。加快组织实施电信普遍服务,优化网络质量。三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完善移动支付风险治理体系。四是大力推动移动支付在公共民生领域应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交通、金融行业开放融合。五是大力支持移动支付“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健全完善合作监管机制,推动移动支付标准和技术输出,推进互联互通,促进金融市场稳定高效运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这其中在精准扶贫领域,移动支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渗透和助推作用。无论你是“万元户”还是“百万元户”,凡是用智能手机的人,都有着同样的移动支付场景,这让贫困地区人口能更好地接受各方信息,这是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民生工程。另一方面,移动支付也助推了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刚刚加入到WTO时,国内银行业担心外资银行“狼来了”,但现在回过头看,狼并没来,曾经期待的鲇鱼效应没有明显发生。而依托互联网迅速成长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成为了行业“鲇鱼”,倒逼传统银行要去思变和提升,也由此推动了整个中国金融业全面的水平提升甚至可以做到“弯道超车”。

立足于国内渗透重塑行业,领跑新经济的同时,近年来,以支付宝、银联、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支付领先力量一方面随国人出境而走向世界,在日本、芬兰、美国等诸多国家,支付宝等中国移动支付的图标频现于机场、大型商场等地。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通过技术输出,通过“造船出海”惠及友邻,类似支付宝这样的先行者已成功向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输出技术、标准及经验,带动了当地普惠金融发展和数字经济转型。不过在迅猛的发展态势下,移动支付也面临着层层障碍有待突破。如何创造更为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搭建“走出去”的便利通道,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让这个全新业态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仍需要从政府到市场的共同推动。出海先锋带动友邻数字转型受益“出境热”带动的相关配套服务“走出去”,携带成熟的技术、商业模式开辟海外市场被纳入越来越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战略,而移动支付正是其中的“急先锋”。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黄金周,支付宝跨境线下交易笔数同比上年劲增5倍,通过向海外合作伙伴开放支付、跨境O2O、数据运维等基础能力,目前支付宝已在欧美、日韩、东南亚、中国港澳台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接入的海外线下商户门店范围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退税等几乎所有吃喝玩乐消费场景。事实上,在海外布局上发力较早的蚂蚁金服已经搭建起一条较为明确的路径:提升中国游客出境游体验的跨境线下业务(扫码付款),全球收全球付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全球范围内分享现金技术经验的普惠金融实践组成了蚂蚁金服全球化的三个重要板块。以“分享技术经验”的“技术出海”为例,蚂蚁金服对印度支付企业Paytm的“再造”颇具代表性。2015年,蚂蚁金服对印度Paytm开展了两轮投资,而在出资之外,其开始提供多种技术经验支持:从系统架构改造,到风控体系搭建,再到数据分析、运营方式,提供了一揽子“中国方案”,全面帮助Paytm提升平台能力,让后者用户数量由此从2015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2.5亿人,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集中的东盟地区,6.8亿的人口中,有3.6亿没有获得过正规金融服务,他们对改善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渴望。在业内看来,蚂蚁金服的普惠金融实践,有利于让当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帮助当地人们改善生活,也折射出中国开始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越来越多的软实力输出,体现了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大国溢出效应。截至2017年底,支付宝的本地钱包已经覆盖包括印度、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蚂蚁金服通过向合作伙伴提供技术经验,可以为其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原外部监事梅兴保看来,上述“造船”出海的创新开启了一种走出去的新潮流,“传统银行想到印度设机构难度很大,而移动支付企业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新路。”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认为,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走出去”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盛赞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称之改善亿万人民经济生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表示希望把中国移动支付经验引进本国。国外使用中国移动支付的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便利,对中国国家形象更具好感。”“走出去”仍需强化话语权尽管被《经济学人》誉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路人”,但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并非一片坦途。在贺强看来,中国移动的“走出去”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内部压力来自此前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野蛮生长导致的风险蔓延。在贺强看来,过去几年,市面上出现不少打着创新幌子的“伪P2P”
“伪区块链”企业,并引发风险案件,而这引发监管持续强化,一定程度影响了移动支付的创新活力。而外部压力则是面临
“走出去”过程中如何突破当地金融市场的壁垒,重建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缺乏。在今年两会上,腾讯CEO、政协委员马化腾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真正要做跨境支付的企业,包括在当地要申请类似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话,难度比较高。“我们出去探索了一轮才知道,原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这么先进,国外是没有这样的优势的。”而他也透露,拿到牌照之后,发现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有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如果实现不了互联互通的话,很多进展无法进一步推动。”这些突围难点其实也源于支付标准的不兼容。贺强透露,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支付标准由VISA和MASTER等西方银行卡组织发起的产业联盟EMVCo
制定,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标准”。针对中国领先的二维码支付,EMVCo也在去年制定标准并在全球推广。“一旦EMVCo标准成为主流,将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对此贺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但在更高层面,他认为,首先应该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其次,应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领先优势,周边国家也迫切需要移动支付建设,政府应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造福沿线居民。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殷剑锋同意上述观点,在他看来,不应把移动支付仅仅视作第三方支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殷剑锋认为,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主导了现在的支付体系,“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非常关键,高铁、大桥这些属于硬件基础设施,而支付体系是软性基础设施,它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很多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基础。”

两会谈移动支付。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等1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将移动支付上升为数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帮助中国支付企业对外输出新进技术和成熟经验。

去年两会,移动支付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这张中国名片仍然受到很多代表委员的关注。

近年来,中国移动支付逐步在全球市场推广,让国人像在境内一样享受更便捷、更实惠的消费体验,还走出国门,帮助境外移动支付市场快速成长。支付宝、银联等中国企业成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先进技术与成熟模式,当地消费者真切体会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他们生活改善的直接关系,提升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贺强认为,移动支付走出去,一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帮助中国产品出口海外。如俄罗斯近年来跨境电商交易总额中超过一半由中国电商平台提供,中国支付企业与当地合作伙伴通力协作,通过移动支付逐步取代以现金为主的货到付款方式,帮助中国企业扩大出口的同时提高回款效率。

二是在中美经济摩擦背景下,有助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深入对话合作。中国企业为当地带去移动支付先进技术和成熟方案,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欢迎。今年蚂蚁金服与巴基斯坦本土机构合作在当地推广移动支付,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亲自站台并指出这一合作会给巴基斯坦百姓带来普惠金融服务,创造未来发展的机遇。

三是提升中国和当地之间的旅游、商务便利性,为人民带去实惠。近年来,中国移动支付逐步在全球市场推广,有效覆盖国人常去的商家、酒店甚至交通工具,让国人像在境内一样享受更便捷、更实惠的消费体验。

四是帮助境外移动支付市场快速成长,改善当地民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近年来,蚂蚁金服、银联等中国企业成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先进技术与成熟模式,当地消费者真切体会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他们生活改善的直接关系,提升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虽然中国移动支付发展迅猛并且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牢固,目前全球各个国家都开始认识到移动支付的价值,都在积极发展移动支付产业,而欧美传统金融和科技巨头也开始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当地快速崛起的市场红利,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

以印度为例,Paytm与支付宝在技术层面深度合作,近年来发展成为印度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但谷歌、脸书、亚马逊等欧美科技巨头也加快在印度布局,分别推出移动支付产品,维萨和万事达卡等西方卡组织也在印度推广自己的移动支付标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情况类似。

从国际竞争看,除了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意义重大外,如果不加强海外布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将遇到挑战。

为此,11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建议共有三点:

建议一:把握历史机遇,将移动支付作为数字中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中国移动支付目前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这一领先并不牢固。中国政府应当把移动支付上升至数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帮助中国支付企业将中国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对外输出,以造福各国居民。

建议二:将移动支付走出去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扩大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场景。与政府和企业跨境投资相比,居民跨境消费频次更高,能自下而上地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各国的零售场景中被进一步地应用。政府应重视和鼓励移动支付走出去时,通过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建议三:移动支付走出去需要政策大力支持,监管者应当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提供良好的监管环境。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的领先与我们的政策支持,良好的监管环境密不可分,今后应进一步在政策上给与支持,继续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以激发行业创新活力,为各国监管机构提供示范效应,共同推进移动支付行业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何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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