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Woocommerce Menu

澳门新萄京娱乐学林蔚秀 其树冬青——读《冬青老人口述》小札_光明网

0 Comment


澳门新萄京娱乐 1

作者:季小乔

澳门新萄京娱乐 2

原标题:学林蔚秀 其树冬青

最近,由卞孝萱先生口述、赵益教授整理的《冬青老人口述》一书,终于在凤凰出版社出版。开卷观览,我们不仅能够感知书中所展示出的为历史风烟所遮蔽的蔚秀学林,而且通过了解叙述者与学林诸公之间的交游往还,可以勾勒出卞氏一生的治学成才之路。学林的蔚然深秀滋养了卞先生这株“冬青之树”,全书内容皆出于耳闻目见,故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冬青老人口述》,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128.00元

高二适为卞孝萱之母题句 选自《冬青老人口述》

高二适为卞孝萱之母题句 选自《冬青老人口述》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学界中人的口述历史,大概要算是《胡适口述自传》了。卞孝萱先生的《冬青老人口述》当然也属于《胡适口述自传》的同类,但其更多地取法远早于胡适的一位诗坛大佬的口述:石遗老人的一夕话——《石语》。关于此书,卞先生称之为“文字不多,但是很有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些官面文章,所谓‘正经的话’,而这上面谈到的,都是些‘私下的话’”。私下里的口述,当然不同于登台说法,好比着装一样,大块的著述是西装革履,而口述历史,则不衫不履,别有格外的趣味。官话、违心话可以少讲或者不讲了,而真心话、率意话甚至淘气话则可以多说一些。

最近,由卞孝萱先生口述、赵益教授整理的《冬青老人口述》一书,终于在凤凰出版社出版。开卷观览,我们不仅能够感知书中所展示出的为历史风烟所遮蔽的蔚秀学林,而且通过了解叙述者与学林诸公之间的交游往还,可以勾勒出卞氏一生的治学成才之路。学林的蔚然深秀滋养了卞先生这株“冬青之树”,全书内容皆出于耳闻目见,故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轻松之漫谈”

大部分口述文字里面往往能看到正史里不屑载、不及载的历史碎片,有时候,这正是我们读口述历史的一大动机。《冬青老人口述》当然也不例外,卞先生和几位文坛政界的大佬如章士钊、范文澜等有过密切交往,自然能了解到一些为他人罕知的轶事、传闻。比如,就范文澜而言,清末秋瑾被捕时,范老的哥哥同在大通学堂,而“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的哥哥却反而没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卞先生说这个乌龙事件“对范老有着重要的影响”,可惜没有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口述历史,有时候恨不得自己是那个记录人,去咬住不放,多问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像记者会上不肯轻易松口的提问人一样。

“轻松之漫谈”

卞孝萱,江苏扬州人,谱名敬堂,晚号冬青老人。卞先生之号,取自唐人刘禹锡《赠乐天》诗中“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两句。据整理者赵益教授所言,2006年春,卞先生召邀门下诸生围坐其冬青书屋中,为之讲授有关耆宿师长、家世渊源、友朋时彦等掌故见闻。讲述共进行九次,录音整理成文后,部分经由先生本人审阅,并修订补阙,后经由整理者厘定,分为“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识”等七部分。卞先生在“缘起”中提到,黄曾樾、钱钟书二人分别将他们所聆听到的陈衍的谈话记录为《谈艺录》《石语》二书,而此《口述》即仿其意为之。这些记录不同于官样文章或是学术论著,而是轻松的漫谈,类似旧人的笔记琐谈,因只记与自身相关的内容,所以颇近于陆游《家世旧闻》一类书。

这种独家故事当然还有很多,还是范文澜,一般人对其著作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文心雕龙注》和《中国通史》等,但是范最初搞的是经学,后来“范老在延安讲经学,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曾去听。听过之后毛泽东写封信给他说:你经学讲得很好,并且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讲经学,但这不是当前的急需;当前的急需是要为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范老的《中国通史》系列就是这样引出来的。时至今日,很难想象在延安窑洞里范老为一群高级革命干部开讲经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场景,但范老的书生气似乎呼之欲出了。

卞孝萱,江苏扬州人,谱名敬堂,晚号冬青老人。卞先生之号,取自唐人刘禹锡《赠乐天》诗中“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两句。据整理者赵益教授所言,2006年春,卞先生召邀门下诸生围坐其冬青书屋中,为之讲授有关耆宿师长、家世渊源、友朋时彦等掌故见闻。讲述共进行九次,录音整理成文后,部分经由先生本人审阅,并修订补阙,后经由整理者厘定,分为“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识”等七部分。卞先生在“缘起”中提到,黄曾樾、钱钟书二人分别将他们所聆听到的陈衍的谈话记录为《谈艺录》《石语》二书,而此《口述》即仿其意为之。这些记录不同于官样文章或是学术论著,而是轻松的漫谈,类似旧人的笔记琐谈,因只记与自身相关的内容,所以颇近于陆游《家世旧闻》一类书。

但《口述》一书与前贤的同类型撰著是有明显区别的。全书以人为目展开讲述,所涉人物众多,却能做到漫而不散,重点突出。卞孝萱先生晚年已是蜚声文史学界的大家,而其所述侧重师长友朋、乡梓家族,分明有明其渊源、彰其传承的用意。故而对自身学术生涯影响越大的,讲述得越详备。例如“范文澜”部分,体量竟达全书六分之一强。其他所及诸公,也多是述者亲身交往之人。若将之依年代排比,前后大致可以衔接无间,据此能得卞先生生平交游之编年简表。

这本书里提到黄侃的地方不多,但都很有意思,非常能体现黄侃的性格,比如,刘盼遂认为隋唐两代父系、母系均为鲜卑人,但后来却不坚持此说了,原因是他的老师黄侃“劝他不要坚持此说”,“黄侃是有深意的,唐朝以后是宋朝,宋朝是个衰落的年代,遭受辽、金、元的打击,最后亡于元,明朝后又是少数民族的清朝,如果唐朝是少数民族的朝代,那么汉族不是太没光彩了”。又如冒舒諲的话剧《董小宛》演出的时候,“黄侃曾去观看,回来后在中央大学演讲时说,董小宛去清宫是顾亭林定的计策,是学习西施入吴的故事。他还说自己有秘本,但不能宣布。当然这都是黄侃编造的,他是为了表彰顾亭林的反清。所以当时人说黄侃是厚诬古人。黄侃这个人学问很大,但有些时候说话也很荒唐”。章黄师弟容易闹意气、说过头的话,这是为人所知的。倒是黄侃这个思路,为当今胡编乱造的小说、电视剧提供了好素材,照此敷衍下去,有可能又是一部大火的《甄嬛传》,不过为避免纠纷,在创意、策划的栏目里要写上黄侃的名字,虽然看这种小说、电视剧的人可能根本没听说过黄季刚。

但《口述》一书与前贤的同类型撰著是有明显区别的。全书以人为目展开讲述,所涉人物众多,却能做到漫而不散,重点突出。卞孝萱先生晚年已是蜚声文史学界的大家,而其所述侧重师长友朋、乡梓家族,分明有明其渊源、彰其传承的用意。故而对自身学术生涯影响越大的,讲述得越详备。例如“范文澜”部分,体量竟达全书六分之一强。其他所及诸公,也多是述者亲身交往之人。若将之依年代排比,前后大致可以衔接无间,据此能得卞先生生平交游之编年简表。

澳门新萄京娱乐,卞先生将所忆及的旧闻掌故讲述出来,并非如旧人那般“以资谈谑”,他对于所述对象,往往抱有敬仰或赏识的态度。如对于金毓黻的“心病”以及后来的自戕行为、对于柳诒徵厚待蔡尚思,述者的叙述都饱含温情。又如讲到章士钊之母姓刘,母殁之后,章太炎建议他以“无卯”为笔名。“刘”字去卯则为“钊”,痛悼之外复含情趣,可见时人精神风貌。这些细碎而有意味之事在书中俯拾皆是,尘封的故事正因以“漫谈”的方式出之,而能显得鲜活丰满。

展开全文

卞先生将所忆及的旧闻掌故讲述出来,并非如旧人那般“以资谈谑”,他对于所述对象,往往抱有敬仰或赏识的态度。如对于金毓黻的“心病”以及后来的自戕行为、对于柳诒徵厚待蔡尚思,述者的叙述都饱含温情。又如讲到章士钊之母姓刘,母殁之后,章太炎建议他以“无卯”为笔名。“刘”字去卯则为“钊”,痛悼之外复含情趣,可见时人精神风貌。这些细碎而有意味之事在书中俯拾皆是,尘封的故事正因以“漫谈”的方式出之,而能显得鲜活丰满。

因事见人与学行并重

此外,如叶恭绰说咸丰皇帝突然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是自杀;钱基博晚年信佛,为《金刚经》做注解;为林彪老婆叶群讲孙子兵法的刘盼遂根本不知道林彪何许人也,等等,都足广见闻。

因事见人与学行并重

《口述》一书较之同类型记述,在具有翔实、鲜活、可读诸特点的同时,隐然有一个框架或体系。简言之,就是以人为目,因事见人,由行及学,学行兼论。他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又曾为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与金毓黻结识是因为民国碑传文献的裒辑编订,而与匡亚明的往还则集中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和审稿工作。关于这些旧事,该书首次披露了不少外人罕知的细节,如范文澜为卞先生手稿改错字,章士钊向周恩来写信表彰卞先生的校订功劳等。而更重要的是卞先生对诸位师长学术成就的思考与评骘。他认为“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而评金毓黻虽通“理学、文学、小学、史学”,但“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峰”。同时卞先生赞叹史学家金氏的文学修养,认为现今史学界研究者于此点是缺乏的。这些归纳与对比,读者自可体会、思考。

卞先生是文史方面的专家,该书中论学之处自然不在少数。比如,范文澜把他一生的学术总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专”为第一位,“通”为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都是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
都是重‘通’。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坚”是坚定,“坚定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虚”则是“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老的这些话到现在也并不过时,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顺便提一句,书中澄清了一下,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名言,并不是范老的原话,不知是什么人的概括总结。我早年也曾想过,以范老这辈人的学术基础,不会写这么两句不合平仄的“七字句”。

《口述》一书较之同类型记述,在具有翔实、鲜活、可读诸特点的同时,隐然有一个框架或体系。简言之,就是以人为目,因事见人,由行及学,学行兼论。他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又曾为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与金毓黻结识是因为民国碑传文献的裒辑编订,而与匡亚明的往还则集中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和审稿工作。关于这些旧事,该书首次披露了不少外人罕知的细节,如范文澜为卞先生手稿改错字,章士钊向周恩来写信表彰卞先生的校订功劳等。而更重要的是卞先生对诸位师长学术成就的思考与评骘。他认为“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而评金毓黻虽通“理学、文学、小学、史学”,但“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峰”。同时卞先生赞叹史学家金氏的文学修养,认为现今史学界研究者于此点是缺乏的。这些归纳与对比,读者自可体会、思考。

卞氏论人叙事,往往将人、事、学三者合而叙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所构思,那就是对传主行谊与其学术品格内在关联性的重视。如书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尤擅草书,曾受业于章士钊。高氏扬名,主要缘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他曾撰写两篇文章与郭沫若论辩,卞孝萱先生对于此事津津乐道,特地指出这次论辩的政治背景,与之前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已颇有不同,高二适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载入史册,大书特书。卞先生称高二适为“书呆子”,“傻乎乎地”,实际上是对他坚持真理的肯定和赞赏。对于高氏的书法成就,卞先生反而并未多加品评,只说其能“把自己的意思化到字里面”,但同时又说道:“书法不是靠写出来的,还要靠除了书法以外的事,比如学问、气魄等等。”由此可见,在卞先生心目中,学问与品行是有着莫大关联的。卞先生曾参与了前一次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其所撰《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曾深受学界重视。等到若干年后的第二次论争,卞先生虽因听从范文澜的劝阻而未能撰文发声,但他终因学者的耿直性格而不肯盲从,故而对高氏之举感同身受。

卞先生在口述的过程中也时刻保留着治学者的敏感度,比如在谈到“四公子”现象时,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四公子’,第一次是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第二次是明末清初,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方以智;第三次是清末民初。很奇怪,都是王朝要垮的时候,有所谓‘四公子’之号出现”。卞先生这话,不知治史者有没有比较圆满的解释。当然,在吴保初这清末四公子之后,民国期间也有张伯驹、袁寒云等所谓“民国四公子”出现,算是一个不太能压得住的句号,毕竟民国四人各方面都比不上前朝了。

卞氏论人叙事,往往将人、事、学三者合而叙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所构思,那就是对传主行谊与其学术品格内在关联性的重视。如书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尤擅草书,曾受业于章士钊。高氏扬名,主要缘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他曾撰写两篇文章与郭沫若论辩,卞孝萱先生对于此事津津乐道,特地指出这次论辩的政治背景,与之前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已颇有不同,高二适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载入史册,大书特书。卞先生称高二适为“书呆子”,“傻乎乎地”,实际上是对他坚持真理的肯定和赞赏。对于高氏的书法成就,卞先生反而并未多加品评,只说其能“把自己的意思化到字里面”,但同时又说道:“书法不是靠写出来的,还要靠除了书法以外的事,比如学问、气魄等等。”由此可见,在卞先生心目中,学问与品行是有着莫大关联的。卞先生曾参与了前一次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其所撰《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曾深受学界重视。等到若干年后的第二次论争,卞先生虽因听从范文澜的劝阻而未能撰文发声,但他终因学者的耿直性格而不肯盲从,故而对高氏之举感同身受。

这种学、行兼顾的讲述方式贯穿于卞先生全部的口述稿中。小者如“诗人丛谈”中“钱冒双雄”一节,讲到钱钟书、冒效鲁二人虽诗学主张、学术观点迥异,但不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一生保持纯洁而高贵的交谊,卞先生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又如他饶有兴味地解释师长范文澜的“天圆地方说”“二冷主义”,传颂老一辈学者这种不与世俯仰、壁立千仞而踏实勤勉的人品和学风,都是有为而发,深有现实意义。《口述》一书于范文澜着墨最多,自有其缘故在。所以卞先生在口述中赞扬范氏批判斯大林,而且能深刻理解范氏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述隋炀帝、唐太宗故实的良苦用心。相较于范的婞直坚贞,某些学者的大节少亏、心性不定就显得低了个档次。当然,卞先生的本意并非扬此抑彼,但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自能把握那条评骘的准绳。卞氏的闲谈碎语并非虚发,知言者自能领悟之。

该书中谈校对的一段文字对我触动最大,毕竟,现在的有些图书质量是让人不满意的。王寿彭代范文澜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王校的方法,我不知道之前和现在是否有出版社在采用,但是听说好多出版社取消专门校对,推行编校合一的制度,是否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清楚,但至少应该说重视校对的程度应该是今不如昔了。

这种学、行兼顾的讲述方式贯穿于卞先生全部的口述稿中。小者如“诗人丛谈”中“钱冒双雄”一节,讲到钱钟书、冒效鲁二人虽诗学主张、学术观点迥异,但不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一生保持纯洁而高贵的交谊,卞先生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又如他饶有兴味地解释师长范文澜的“天圆地方说”“二冷主义”,传颂老一辈学者这种不与世俯仰、壁立千仞而踏实勤勉的人品和学风,都是有为而发,深有现实意义。《口述》一书于范文澜着墨最多,自有其缘故在。所以卞先生在口述中赞扬范氏批判斯大林,而且能深刻理解范氏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述隋炀帝、唐太宗故实的良苦用心。相较于范的婞直坚贞,某些学者的大节少亏、心性不定就显得低了个档次。当然,卞先生的本意并非扬此抑彼,但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自能把握那条评骘的准绳。卞氏的闲谈碎语并非虚发,知言者自能领悟之。

“闲话”的学术品格

记录成文的口述材料,由于当时是口述者信口一说,即兴而谈,自然不能与月煅季炼、反复推敲的学术论著相比,往往一时思虑不周,偶尔会存在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此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音近致误形成的缺憾,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口述者未必个个都像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样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些口述者可能讲的是方言,或者口音比较严重,导致记录者在听觉上形成错误的印象;另一方面,有可能口述者讲到的内容恰好是记录者知识上的盲点,提到的某个人名、某个专有名词,记录者一时难以搞清楚,或者自以为搞清楚了,最后形成一个存在偏差的记录。当然,上述所说错误其实也很容易避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口述者审查一遍;如果口述者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加以审查,那么最好也要请熟悉口述者语言表达、讲述领域的人加以协助,尽量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错误。本书也存在着这种记录错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闲话”的学术品格

卞先生中学毕业之后便入职银行,其终能在文史研究领域建树卓然,自离不开学界名流的襄助提携。耆老师友们对卞先生学术上的启发,在其口述中多有呈现。比如对于范文澜“专、通、坚、虚”的学术经验总结,卞先生不厌其烦地详为解说。又如讲到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过程中,命卞为之蒐集材料。卞先生借此机会熟悉了卷帙浩繁的《册府元龟》,发现并订正了陈寅恪关于唐人小说《辛平公上仙》的若干错误认识。因此《口述》一书颇能为我们提供卞孝萱学术论著的相关背景知识。弥足珍贵的是,八十余岁仍勤于著述的卞先生在口述掌故旧闻时,不时为我们提供文史方面的卓见胜解。有些承自前修,有些是自己的独见。例如提到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时,提出“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讲到“甲午三诗人”时,提出汪辟疆抬高江西派是因其诗作本属江西体。讲到搜集材料方面的经验时,提示要重视油印本等等。零金碎玉,咳唾成珠,不一而足。

页32,他最喜欢的是《太白醉仙》等俞振飞的曲目。

卞先生中学毕业之后便入职银行,其终能在文史研究领域建树卓然,自离不开学界名流的襄助提携。耆老师友们对卞先生学术上的启发,在其口述中多有呈现。比如对于范文澜“专、通、坚、虚”的学术经验总结,卞先生不厌其烦地详为解说。又如讲到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过程中,命卞为之蒐集材料。卞先生借此机会熟悉了卷帙浩繁的《册府元龟》,发现并订正了陈寅恪关于唐人小说《辛平公上仙》的若干错误认识。因此《口述》一书颇能为我们提供卞孝萱学术论著的相关背景知识。弥足珍贵的是,八十余岁仍勤于著述的卞先生在口述掌故旧闻时,不时为我们提供文史方面的卓见胜解。有些承自前修,有些是自己的独见。例如提到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时,提出“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讲到“甲午三诗人”时,提出汪辟疆抬高江西派是因其诗作本属江西体。讲到搜集材料方面的经验时,提示要重视油印本等等。零金碎玉,咳唾成珠,不一而足。

扬州文化丰厚的底蕴滋养和熏陶了卞孝萱先生,为他日后的卓然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口述》在“旧家往事”“维扬才俊”等部分中,讲述了自家家族的渊源兴衰、族中贤达以及乡梓间留名的人物。仪征卞氏由晚清的朝廷大员卞士云、卞宝第、卞綍昌,发展到卞孝萱先生,算是完成了由官宦世家到书香门第的转换。在这两部分的叙述中,我们更能深刻感受到,旧式官僚世家向现代家族转变的艰难历程。而家族盛衰演进中的一些细节,则需在故老传闻与亲身经历之外,加以一定的学术考证。书中“旧家往事”之后,便附了卞先生所撰两篇检讨仪征卞氏与蕲春黄氏、与清末重臣张之洞之间关系的文章。可见卞先生的“闲话”语无虚发,皆是经历了一番真伪甄别,使“闲话”具备了成为“信史”的可能。

案:此处当为《太白醉写》,此剧确是江南俞五的拿手好戏,但不能因为李白是诗仙就随便改动剧名。

扬州文化丰厚的底蕴滋养和熏陶了卞孝萱先生,为他日后的卓然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口述》在“旧家往事”“维扬才俊”等部分中,讲述了自家家族的渊源兴衰、族中贤达以及乡梓间留名的人物。仪征卞氏由晚清的朝廷大员卞士云、卞宝第、卞綍昌,发展到卞孝萱先生,算是完成了由官宦世家到书香门第的转换。在这两部分的叙述中,我们更能深刻感受到,旧式官僚世家向现代家族转变的艰难历程。而家族盛衰演进中的一些细节,则需在故老传闻与亲身经历之外,加以一定的学术考证。书中“旧家往事”之后,便附了卞先生所撰两篇检讨仪征卞氏与蕲春黄氏、与清末重臣张之洞之间关系的文章。可见卞先生的“闲话”语无虚发,皆是经历了一番真伪甄别,使“闲话”具备了成为“信史”的可能。

《口述》整理者赵益教授在书末《跋》中说道:“经史百家传记谓之文,而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乃所谓献也。”谓此《口述》有“献”的价值,可以起到补充正史的作用。是书口吻朴实和易,琐碎旧事以人为单位而串连,涓滴汇流,不遗巨细。加上编者精心配置的书画、题识、手札等稀见史料,以及附录中的学术文章,读者据此不仅能感受到卞先生心目中蔚然深秀的学林,同样亦能发现那株藏身其间、峻拔苍劲的冬青之树。

页43,范老举了一个例子:郭隈,当时他出去平乱,平乱后入朝,冯道是三师,大家都晓得郭隈此番回来就要做皇帝了,但是冯道安然地坐在那里接受他一拜,他把身份先定下来。第二天,他就拥戴郭隈了。一般的人,晓得郭隈要做皇帝,受其叩拜是不敢当的。

《口述》整理者赵益教授在书末《跋》中说道:“经史百家传记谓之文,而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乃所谓献也。”谓此《口述》有“献”的价值,可以起到补充正史的作用。是书口吻朴实和易,琐碎旧事以人为单位而串连,涓滴汇流,不遗巨细。加上编者精心配置的书画、题识、手札等稀见史料,以及附录中的学术文章,读者据此不仅能感受到卞先生心目中蔚然深秀的学林,同样亦能发现那株藏身其间、峻拔苍劲的冬青之树。

《光明日报》

案:这个“郭隈”,我初读时脑子里反映不出是谁,自己不出声地念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就是后周开国皇帝周太祖郭威呀。

[ 责编:曾震宇 ]

页52,袁世凯曾是章士钊岳父手下的一个将领。

案:章士钊的岳父是吴保初,年纪比袁世凯小十岁,虽然这不能妨碍他做袁世凯的上司,但吴保初虽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却不具备此资格,有资格的是吴保初的父亲淮军将领吴长庆。在后面这个错误其实已经得到纠正,“章士钊一生三个妻子,原配吴弱男”,“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吴保初的父亲是吴长庆,吴长庆是清驻朝鲜总督,当时张謇、袁世凯都是他的手下”
。顺便多说两句,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恰好有一篇《见闻录·袁世凯轶事数则》提到袁与吴家的关系,“袁世凯系我祖父义子,庶出,行四,我七八岁时曾见之,称之曰四伯。因袁童年好玩不好学,为父所不喜,我祖父则赏识之,谓可以习武,因乞为义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张季直在我祖幕中,即延其课袁读书。袁有胆识,敢于担当,我祖病重,由朝鲜任所,以遗折向清廷保荐,因获任用,由此腾达”。

页112,这一派是福建、江西同光体以外的另外一种势力,其中江苏人比较多,例如著名的樊樊山。

案:樊樊山是湖北人。后面讲卢弼的章节反复提及。

页138,陈柱是王蘧常的学生。他的诗集叫做《待焚稿》,章士钊《柳文举要》讽刺他:“你不焚何待?”陈柱自谓一生有三大乐事:……第三大乐事是得天才英才而教育之。

案:熟悉无锡国专历史的人都知道,陈柱比王蘧常年龄大,入学早,是王蘧常、钱仲联的老师。江南二仲当然是天才英才了,所以教他们的老师也有资格骄傲。陈柱尊的《待焚稿》这个书名成了别人开玩笑的好题目,“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

页140,钱锺书甚至讽刺樊樊山,说天下的好对联都被他用光了,但他的诗有个毛病,是“花瓣上看桃李”。这句话很讽刺,在花瓣子上看桃李,不得大树,不得根本了。

案:此处为“花担上看桃李”,不是“花瓣上”,“卖花担上看桃李”是谈艺时的常用语。

自然,这些错误是很容易纠正的,相信经过编者再次仔细核对后,修订版会愈加完善,冬青之树,会万古长青。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