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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67677帝国之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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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事实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最近一段时间,“帝国”从故纸堆中走了出来,再次成为历史学界研究的焦点。帝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一般而言,狭义的帝国形容的是国力强大的君主制政体国家,而广义的帝国范围要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都可以被称为帝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更是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帝国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先锋史学流派研究“全球史”的转向,很多历史学家逐渐打破过去一时一地的研究方法,跳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单位的思考惯性,尝试从更宏观的时空纵深去理解历史的全貌,这么研究的目的不难理解,就是为了呼应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今天的欧盟、非盟、东盟,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联盟、互惠贸易联合等,在形式上总能找到过去的“现代帝国”影子。比如,欧盟的架构和缺陷,与哈布斯堡王朝就相当接近。历史进程尤其是悲剧性的历史,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呈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当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比想象的要晚得多)又是什么造成了看似牢不可破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千年帝国史》中描绘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帝国全景图,他从罗马帝国切入,剖析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等。库马尔表示,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他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他们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他们如何认识自我,以及帝国统治者在建立普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如何留下了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的多元化的政治遗产。《千年帝国史》,[美]
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以下内容节选自克里尚·库马尔所著的《千年帝国史》第一章“帝国的理念”中的“重新发现帝国”一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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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里尚·库马尔整合丨何安安最近几十年来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的奥查科夫之战。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1988)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2004)(“英式全球化”)(2000)(2001)(2001)(2010)《世界帝国两千年:一部关于权力政治的全球史》,珍·波本克(Jane
Burbank)、弗雷德里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著,冯奕达译,八旗文化2015年10月版。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试图尝试建立帝国,而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奥斯曼帝国,后宫中的妃子在喝咖啡。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一个国家中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民族活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总之,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帝国研究的热情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吗?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的背后,正如人们出于怀旧情绪,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19世纪英国强权统治下的承平岁月让人觉得安稳。但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理解帝国的很多做法。史蒂芬·霍威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或超越潜在的蛮族部落,以及内部的宗教冲突。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世的价值观”。1683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疆域。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相信的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直奉行帝国政策。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在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会以其他帝国的命运作为开场白;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有关研究者对此依然心存疑惑。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包括苏联)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的解体速度尽管较慢,但也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投胎转世”的现象,而殖民地社会将继承帝国的遗产。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帝国回迁”)在《千年帝国史》中,我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千年帝国史》中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这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注:以上内容节选自《千年帝国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整合丨何安安编辑丨罗东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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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哲学园。“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摘要:西方的“帝国”概念渊源于古代罗马的imperium,其内涵成为一种“帝国理念”,从罗马帝国…

原标题: 帝国之后的国家

作者简介: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选摘自《千年帝国史》“尾声”一节,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哲学园。

与古代帝国相比,现代帝国的国运相对较短。古埃及延续了3000多年,中国的历史也超过2000年;相继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延续了约2000年;算上此前约200年的共和国时期与西罗马覆灭后的约1000年时间,罗马也有近2000年的国运。

“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

现代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最长,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超过了500年。俄国——算上苏联——从16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末,几乎与奥斯曼帝国一样悠久。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了两大帝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的延续时间也和俄国相当,尽管其与沙皇和苏联之间的延续性有所区别。英国始于16世纪末,终结于20世纪中,但在18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断层。法国与其他帝国相似,始于16世纪,但法兰西第一帝国终结于19世纪,法兰西不得不在19世纪卷土重来,在不到50年后,第二帝国再次覆灭。

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

无论如何,现代帝国的寿命以世纪为单位——大约500年是其大限——而不像古代帝国以千年为计。这很重要吗?现代帝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否因此就不如古代帝国呢?当然不是。罗马或许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世界;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作中央王国,雄踞世界的中心。但两个帝国离统治全球都有距离。而这恰恰是区分欧洲帝国的地方,至少是欧洲的海洋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即使是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也都处在一个由其欧洲竞争者创造的全球化局势中。这些国家的思维模式与战略部署都不得不顾及海洋帝国带来的全球化影响。例如,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国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陆地和海洋的利益与观念在此交织纠葛,而一战和二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战争。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67677,摘要:西方的“帝国”概念渊源于古代罗马的imperium,其内涵成为一种“帝国理念”,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近代殖民帝国,作为一种帝国文化遗产而传承下来。它包括三个要素: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普世追求。然而,一些西方学者无视西方“帝国”概念的历史性及其文化独特性,把“帝国”抽象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国家形态或类型,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世界历史上丰富多样并各具特色的大国,冠之以“帝国”之名,造成了“帝国”概念的滥用。但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各国历史的特殊性,强调西方“帝国”概念的独特性,反对将这一概念运用于西方之外。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的清史研究者,将西方含义的“帝国”概念用于中国史,中国学者对此也展开了讨论。笔者赞同不能将西方的empire译为中文“帝国”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史。如何用中国本土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故事,形成自己的历史解释话语体系,是一个中国史学界值得重视的问题。

欧洲帝国不是单纯地想要采取全球化思路和政策。新的组织和技术力量赋予欧洲帝国世界霸权,让它们的势力能渗透全球。欧洲的陆军和海军、武器和军事组织、工业和交通通信手段——铁路、蒸汽轮船、电报和电网——赋予了欧洲统治地位,而其他文明,比如古代中国,一度在这些方面领先世界。挑战摆在了各国人面前:要么接受和适应欧洲的方式,要么维持软弱和落后的现状。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西方化,而日本和中国也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基于本国的文化积累同时向西方学习。

近年来,“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的学术着作和大众读物不断涌现,内容包括从历史上的帝国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帝国”构想,甚至关于“蚊子帝国”“棉花帝国”等之类的着作,使得“帝国”和帝国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就西方学术界的帝国史研究而言,从古代大陆性帝国到近代海外殖民帝国,相关着作多得难以统计。影响较大的着作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是帝国史研究出现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随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成为一本重要的历史畅销书。这种帝国史叙事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尼尔·弗格森《帝国》一书的出版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如果说大多数帝国史都是以西欧几大帝国为对象,那么,多米尼克·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成为理解俄罗斯帝国的一本重要着作。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的《世界帝国史》出版后即获得了2011年度美国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而在政治学方面,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一书的出版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全球化研究学者的广泛讨论。面对这种“帝国”研究的盛况,克里尚·库马和罗素·福斯特不约而同地感叹道:“帝国回来了。”

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那它们的覆灭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变成民族国家后,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然而,什么是“帝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研究“帝国”的每个学者似乎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的确,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模式,而是各有特点。因此,笔者在此也无意对“帝国”给出一个本质性的定义,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西方文化中“帝国”概念的历史渊源做一初步考察,并对当前学术界关于“帝国”概念的讨论作一简要评述。由于当代汉语中的“帝国”概念也是借用自西方,一些学者也将“帝国”概念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因此本文也将从“帝国”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着手,讨论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王朝及其研究。

“去殖民化”,即失去或抛弃殖民地的过程,主要适用于海外帝国,较少适用于内陆帝国,但有时同时适用于两者。这一过程是痛苦的,甚至会带来永久的创伤。对于非宗主国的国民而言这无疑是痛苦的,尽管在名义上它们是受益者,因为它们是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但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又与帝国进行了割裂。从非欧洲国民的角度,有许多作品表现了这一历史历程,从弗朗茨·法农的讽刺小说《全世界受苦的人》,到尼拉德·乔杜里的伤感挽歌《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人们通常发现,在新的本地精英的领导下,前殖民地民众的生活未必会比在过去帝国时代时的要好。此外,帝国的统治者依然会通过非官方的各种手段对新的民族施加影响。

一 ,西方文化中“帝国”概念的历史渊源

本书关注的是帝国及其灭亡对于统治者的影响。各个内陆帝国在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声中纷纷解体,大部分终结于一战。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崭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失去了全部希腊和亚美尼亚人口。在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开始了激烈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造。土耳其人很快变得像现代的西方人:坚持世俗主义,崇尚科学,发展工业。土耳其前进的野心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尚且不明,但遭遇了复兴的宗教势力的强大阻力,即所谓“帝国的反击”。这带来了“奥斯曼尼亚”的说法,在土耳其学术界引发热议,而多年来官方对此采取漠视态度,不愿回答奥斯曼帝国究竟代表什么,以及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到底失去了什么的问题。土耳其占据地理要冲,土耳其文化对其边境——大部分是苏联原先的领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让有些人再次开始幻想出现一个大土耳其帝国,除了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的居民,还要囊括大量其他地方的居民。当然这会让土耳其被排除在欧盟之外,而加入欧盟是土耳其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

“帝国”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古代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近现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建立的庞大海外殖民帝国,以及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等,都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一些学者曾尝试着对这些帝国进行归纳性研究,试图寻找其中的相似之处或共同的模式和规律。其实,如果将“帝国”当作西方世界中的一个文化因素来考察,其文化渊源无一例外必须追溯到古代罗马。正如西方史学家所称的“伟大归于罗马”,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西方的帝国无不以罗马帝国为榜样。安东尼·帕格顿说道:“从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到19世纪晚期的英国,罗马一直为所有欧洲帝国提供灵感、形象和词汇。欧洲所有先前帝国的首都——伦敦、维也纳、柏林——都充满了宏伟的建筑,它提醒人们这归功于罗马。”②因此,理解罗马时代的帝国观念是理解其后西方其他帝国的文化基础。

在奥匈帝国的土地上,除了此前独立的国家,还出现了由统治民族建立的新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两者都是帝国前身的简化版本,都要面临权力与优越感锐减带来的阻碍。奥地利人一度成为新的大德意志的一部分,直到之后发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与未来。1945年后,两国均将自己视作中欧小国,即使在冷战期间,也充当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情绪被正式摒弃,尽管还留存一丝骄傲,也有人表示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哈布斯堡王朝。

古代罗马的imperium及其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经历了艰难岁月,曾倒向法西斯主义,二战期间站在纳粹一方。战后匈牙利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苏联阵营。苏联解体后的匈牙利加入欧盟,发展得也远未让人满意。历史的幽灵以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形式在匈牙利上空徘徊不去。与匈牙利不同,奥地利已在欧洲民族共同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匈牙利似乎还在寻找定位,以忘却自己曾是奥匈帝国统治者之一的历史。

西方文化中的“帝国”一词,源于古代罗马拉丁语的imperium。但这个词最初并非指空间意义上的帝国,而是指一种统治权。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着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组是imperium
populi
Romani,即“罗马人民的统治权”。约翰·理查德森就明确提出,在西塞罗那里,imperium的意思是罗马人民或执政官的统治权,而不是指罗马帝国的领土。③理查德·柯伯勒也认为:“西塞罗对imperium
populi
Romani的评论从未偏离‘imperium’的内在含义,他在《法律篇》中强调了imperium的含义,即执行法律的合法权力。……它没有被理解为‘帝国’——由‘罗马人民的统治权’管理的‘世界’政治实体。”

所有内陆帝国中,俄国的历史最显赫。或许是因为帝国的经历要远比其他内陆帝国都更长久。在俄国的废墟上,俄罗斯人建了另外一个国家——苏联,并且延续了70年之久,终结于1991年。从那时起,俄罗斯拥有最大的国土面积和极度丰富的资源,努力找寻新的身份。有时俄罗斯人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但有时也对此表示不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员。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即俄罗斯来到世间带有特殊使命,不断浮现,也助力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欧亚意识形态,即俄罗斯是从俄罗斯到远东广袤土地上的核心与统治灵魂,也迎来了热潮。

不过,imperium的含义虽指统治权,但在具体使用时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例如,西塞罗在使用imperium这个词时,也经常与patrocinium一词同时使用。从西塞罗的着作和使用语境来看,imperium意味着“硬权力”和罗马作为已知世界的支配性军事力量进行统治的权利。与此同时,patrocinium象征着“软权力”和罗马作为自封的世界各民族的保护者进行统治的责任。因此,“对罗马人来说,imperium只是硬币的一面,并且imperium本身有两个语意领域。第一,imperium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和军事管辖权,但随着罗马世界从一个拉丁古典文明向一个希腊基督教社会转变,这一含义逐渐淡化。第二,imperium是一个通用词,它表示把权力和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良好统治的权利和责任。正是这一含义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依然存在,并影响了后罗马时代欧洲幸存的知识分子对‘帝国’的想象”。

大部分海洋帝国在1950年至1960年年底瓦解。与内陆帝国情况不同,因为一战的缘故,海洋帝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受了一段黄金年代,尽管其间部分殖民地的民众怨声载道。二战证明这些殖民地对于统治者依然重要,同时在国民心中这些地方也相对脆弱。尽管殖民地的发展对帝国做出了有力贡献,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在二战后,几大帝国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相继土崩瓦解。

因此,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imperium一词是怎样由“统治权”演变出“帝国”含义的;二是它所包含的理念如何成为西方“帝国”的文化遗产并对其后的帝国产生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同大英帝国的覆灭伴随的暴力与痛苦程度是最低的。但我们注意到,印度脱离英国后,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各方死伤上千人,英国对此负有责任。英国在东非的殖民者不愿撤退,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大量暴行,当地白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此大英帝国的终结绝不像某些英国人认为的那么和平,更谈不上“优雅”。但相较法国、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大英帝国的瓦解所带来的暴力与流血事件的确较少。

首先,关于imperium一词含义的变化,安东尼·帕格顿认为,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用imperium
Romanum这一词组来描述罗马人民的权力的地理范围,他似乎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到公元1世纪imperium一词便获得了类似于现代意义上“帝国”的含义。其具体演变过程,可从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奥古斯都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反映出来。

比起其他终结过程更痛苦的帝国,大英帝国的覆灭给人民带来的影响未必会更小。相较而言,帝国更轻松的终结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甚于那些因残酷的殖民战争所产生的愤怒与仇恨,会导致民众彻底埋葬帝国的意志,将帝国历史从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荷兰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的帝国在更早的时代就已覆灭,今天他们并不太在意曾经的帝国或帝国带给他们的荣誉。

一般认为,西塞罗没有使用过imperium
Romanum这个词组,而奥古斯都却时有提及。奥古斯都走上独裁之路,元老院授予他“皇帝”的头衔,此时的imperium虽然仍保留了“统治权”的含义,但开始发生变化,在原有“权力”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权力支配下的事物”的含义。据约翰·理查德森的分析,imperium含义由“权力”演化出“帝国”意思,是借助于provinciae一词来实现的。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实现独裁,一个重要基础是他拥有大片行省的统治权,即对行省的统治是其权力的基础。奥古斯都作为元首或皇帝,不仅拥有西塞罗所讲的imperium,而且还直接控制着罗马大片领土,由此在他身上实现了权力与领土的合一。这种结合的开端,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23年,元老院宣布奥古斯都的统治权是永久的,包括对罗马所有行省的统治。这样,imperium从“罗马人民的统治权”(imperium
populi
Romani)中的“统治权”,演变成了“罗马帝国”中的“帝国”。当然,imperium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并没有丧失原本的“统治权”之意。奥古斯都所说的imperium
Romanum,如果我们把imperium理解为原意上的“统治权”,那么这种权力包括对provinciae的统治;如果把imperium理解为领土意义上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也是由provinciae构成的。因此,在奥古斯都看来,他拥有对罗马行省的统治权,也就是对皇帝权力所及的整个地区的统治权,这样,imperium就既指其统治权,也指这种权力之下的领土。理查德森对此说道:“罗马帝国作为一个领土实体的想法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产物。……奥古斯都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纳入一种可以被统治的形式,imperium作为‘帝国’的观念正是从中产生的。单独地拥有imperium的人统治着一个几乎包括整个世界的类行省,这个类行省从此被称为imperium
Romanum。”

对英国人而言,帝国曾是集体身份的重要部分,失去帝国的影响注定非常深刻。英国人一度假装不在意,或在某些时候选择将帝国视作国家历史上一段耻辱的插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的历史在英国各大学里,无论在学生还是教师当中,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从前英国殖民地回国的侨民经常发现自己成了恶意嘲讽的对象。

到奥古斯都时代,imperium不仅具有了领土的含义,而且还意味着一片居住着不同民族的辽阔领土。安德鲁·林托特对此评价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罗马人民的统治权(imperium
populi
Romani)是罗马人施加于其他民族的权力。……罗马人还把他们的权力视为空间的拓展。奥古斯都的官方自传标题是《神圣的奥古斯都通过其功绩使整个世界屈服于罗马人民的权力》(Res
gestae divi Augusti quibus orbem terrarum imperio populi Romani
subiecit)。因此对奥古斯都来说,罗马帝国不仅是罗马控制的整个世界,它也等于世界本身。”

最近这些年的情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帝国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对帝国历史的兴趣出现热潮,五卷本的《牛津大英帝国史》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帝国,试图从中寻找今天社会思潮与关注重点的根源。

因此,从“帝国”概念的起源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始终与一种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指这种统治权之下一片生活着多个民族的辽阔领土,而且这一含义后来越来越成为主要用法。

大部分人对帝国的关注焦点是不列颠民族身份的纠结。这个问题对于英格兰人而言越发尖锐。他们是帝国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大不列颠的其他族群当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一旦帝国瓦解,它们都能找到自己相当成熟的民族身份——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格兰人没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回归,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需要这样一种身份,因为他们只需投身帝国事业。随着联合王国,即“内帝国”的瓦解,英国丢失了海外殖民地,英格兰人要面临更尖锐的问题,他们再也无法以一个广泛的不列颠身份安然自处。

其次,罗马的imperium作为一种帝国的思想文化遗产对欧洲中世纪及近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内含承载着罗马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普世理念。中世纪及其后的欧洲人将罗马帝国视为文明、秩序、和平和繁荣的象征,因此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各王国的统治者便争相自诩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和正统性。与此同时,imperium也意味着具有至上权威的罗马皇帝合法地统治着一个由多种不同民族构成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即罗马人所说的orbis
terrarum,其中生活着罗马人、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等等,罗马皇帝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给他们带来文明、秩序与和平,即“罗马治下的和平”。而这种看法,也恰好与基督教会把基督教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督教世界”理念相吻合。

与英国人一样,法国人在1962年后也一度不愿面对和反思帝国前身。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他们极力回避的一道伤口。最好的策略就是遗忘。“1962年,大部分法国机构和民众选择将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帝国痕迹完全抹去。”正如英国的伊诺克
鲍威尔所说,法国人认为帝国是不自然的,是一个错误,是法国对其扮演的欧洲大国角色的偏离。戴高乐时期,法国将自己塑造为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力量,与德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确保法德关系成为欧洲统一与进步的核心动力。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诸多王国,其中以法兰克王国势力最大,而位于原罗马帝国东部的东罗马帝国却仍然维持了繁荣的局面。这样,随着东西部政治的分裂和基督教会的分裂,西方的法兰克人和东方的拜占庭人之间为罗马帝国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展开了争夺。为此,中世纪西欧思想家们提出了“统治权转移”理论,认为合法的统治权可以像火炬一样从一个社会传承到下一个社会,而这种理论的神学基础,就是基督教关于上帝之城和四大帝国的思想。

在这样的气氛下,帝国的记忆只会让人难堪。马赛历史学家让–雅克·若尔迪曾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了一座殖民时代主题的博物馆,他回忆起人们数十年来宣扬帝国的行动,但从1962年开始,“殖民文化与帝国形象被强行遗忘,引起耻辱甚至仇恨,成为法国人的禁忌……殖民化曾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引以为傲的历史,今天已没有任何地位”。吉洛·彭特科沃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将这种耻辱感发挥到极致,电影生动地刻画了法军的残暴。起初这部电影不允许在法国发行,1971年起法国人能看到这部电影,认识到帝国此前的所作所为,并进行自我谴责。

罗马帝国晚期的奥古斯丁就提出,根据上帝神圣的宇宙计划,在天堂安排了一个“上帝的王国”,它由教会来代表,而相应在地球上安排了一个“人间的王国”,它由罗马政府来代表。而根据《圣经》中的描述,作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地球上实行普世统治的权力将从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最后传到罗马。因此罗马帝国是四大世界性帝国的最后一站,罗马皇帝所行使的imperium是来自神意的普世、合法和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谁是这种权力的合法继承者?或者说,谁有资格将自己统治的领土称为“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退位,西罗马领土陷入分裂,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便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当然,在西部的教皇和国王看来,这种统治世界的权力和上帝赋予的责任不能由东罗马皇帝来代表。于是,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授予他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Imperator
gubernans imperium
Romanorum)。这样,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也产生了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查理曼统治的王国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帝国”了。查理曼加冕事件可以说是一种对拜占庭帝国的公开宣示,查理曼才是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普世权力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而且这种权力是由上帝选定和由教皇代表上帝授予的。

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殖民历史博物馆显示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作为遗忘工程的一部分,巴黎的殖民博物馆被改造为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到了2007年,法国海外博物馆在1906年巴黎属地博览会的旧址隆重开幕。同时开馆的还有新世界博物馆和东印度公司博物馆,这进一步证明了大众对法国早期帝国历史兴趣的重燃。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2月竞选总统期间表示,“法国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所以必须停止这套“悔恨莫及”的胡话”。当选总统后,萨科齐使法国殖民历史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强调法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正面贡献。

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瓜分了查理曼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罗马帝国”成为欧洲大陆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1155年,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又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显示出其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神授合法地位。1442年之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名字前又进一步添加了“德意志民族”,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称包含了三个文化因素: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因此在中世纪,一个国家要成为帝国,首先其统治者要获得一种由教皇授予的罗马帝国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有了这种“罗马皇帝”的身份,才拥有权威统治一个居住着众多民族的广阔世界。

同样是在2007年,人们对帝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位于万森纳的国家历史移民中心向大众开放,这里是举办1931年巴黎属地博览会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数十年间,许多北非伊斯兰移民进入法国,法国遭遇了新的族群融合的问题,与英国一样,这也提醒人们这些移民正是来自帝国时期的殖民地。这的确是一次“帝国的反击”,也引发了关于帝国的意义与影响的追问。

至于罗马帝国的普世观念对后来基督教社会的影响,安东尼·帕格顿形象地指出:“李维宣布:‘罗马人民的帝国将扩展至大地的尽头。’圣哲罗姆在对《诗篇》的解释中对这句话做了明确的回应:‘他们的声音传遍整个世界,达到大地的尽头。’……因此,基督教皇帝不仅有责任维护和保护基督教世界,由此他们也有义务将帝国扩展到那些非基督徒。”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重新欢迎帝国,至少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认可,不只是对帝国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更是对帝国正式灭亡为法国带来的持续影响的认可。1997年,法国社会学家艾蒂安
巴利巴尔在谈起阿尔及利亚时说:“今天的法国是在阿尔及利亚被塑造的,也与阿尔及利亚针锋相对。”他认为,法兰西民族“是帝国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实际与法理上的分割之后,帝国依然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他坚信,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彼此需要,组成了“法–阿共同体”,而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界限”的。巴利巴尔认为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前欧洲帝国都适用,即前殖民地与前帝国的互相渗透。

西方“帝国”观念中的普世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早源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化,将希腊文明视为一种普世文明,它遍布于“文明世界”。到罗马时代,罗马人相信“罗马治下的和平”会给各民族带来和平、秩序和正义,其范围包括整个已知的世界。中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都强调“罗马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认为这种具有双重因素的帝国可以实现基督教的普世文明。到了近代,以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统治者则以“教化”“野蛮民族”为使命,以“文明化使命”和“白人的负担”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寻找合法性。同时,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也有一种“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理想。克里尚·库马对此指出:“帝国通常以一种普世‘使命’的形式来力图描绘自己,以证明他们的统治和扩张的正当性,帝国的所有民族都可以参与其中。这种方式通常以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的形式出现;有时它是世俗的,就像法国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来说,越晚的帝国,其使命越世俗。但我们也应该记住,最初的‘文明使命’倡导者正是罗马人。有些使命是永恒的。”因此,正是将“帝国”置于普世主义理念下,我们才能够从文化上理解欧洲帝国从古至今的扩张行为。

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帝国的话题已回归国家层面。试图掩盖帝国历史的做法遭遇普遍抵制,但帝国的回归总令人不安。至少人们已认可法国人的身份与帝国的历史有关,事实上法国人的身份来自“帝国民族国家”。直面帝国的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法国,甚至看清未来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帝国”概念从罗马时代的imperium延续到中世纪,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帝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要素:统治者至上统治权的合法性、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普世统治观念。

关于帝国的终结对民众的影响——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不列颠人和法兰西人——也许要用另一本书才能交代完整。但作为结尾,人们或许要问帝国是否真的终结了?世界历史的“帝国时代”是否已经完结?民族国家是否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集体归宿与身份的实际形式?是否在最近的50年内完成了通常所说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

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与近代殖民帝国

沃尔夫冈
蒙森写道:“毫无疑问,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其殖民地很少完整保留,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断层。”随后他又表示,“仔细观察这一断层……发现它并不真正存在”。鲁珀特·埃默森作为研究“帝国到民族”这一重大转型的著名学者,也不禁发出疑问:“我们现在是否遇到了历史的拐点?还是下一次全球局势的变化将带来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中世纪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诞生的时代,这一时代特征表明,源于罗马而得到教会改造的帝国理念在欧洲遇到了挑战。此时普遍存在的政教之争,就反映了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帝国观念与地方主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

两位学者和其他人所关注的是后殖民世界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西方大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通过非官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成功地将前殖民地置于“附属”状态下。殖民地或已成为独立国家,联合国反复通过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而事实是,正如加拉格尔和罗宾逊提出的关于此前时代的重要观点,出现了“非正式帝国”,而且西方在由新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获得了支配地位。

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会一直秉持一种“基督教世界”的理念,在现实中,教皇通过控制各地主教授职权和什一税而成为一种庞大的超国家宗教力量,欧洲国家边界在教皇眼里是不存在的。然而,11世纪之后随着欧洲农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复兴,王权加强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各国君主与富有的城市结盟,逐渐消除封建诸侯势力,并竭力从教皇手里收回主教授职权。与此同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也就是欧洲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皇力图维持其欧洲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威,维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由此出现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政教之争,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和1309—1377年的“阿维隆之囚”便是这种斗争的突出表现。16世纪,一些欧洲君主通过支持宗教改革而实现了教会的民族化和国家化,打破了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到17世纪,欧洲出现绝对君权,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统治,他所说的“朕即国家”表明了一切。就在欧洲君主们加强王权和推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欧洲世俗的思想家们也为此做出了努力,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基雅弗利和让·博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对“国家”作出了定义,而让·博丹的《共和国六书》则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不过,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情况也表明,帝国观念和普世主义因素在这些地方保留得更多,由此妨碍了其民族国家的形成。

之前在第三世界,西方和20世纪新的大国——苏联争夺影响力和控制权。因为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的存在,这一现象也挑战着广为接受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无论两者代表什么,苏联和美国都不符合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型。美国是不是帝国或是否应该成为帝国是几十年来热议的话题,但大多数人承认美国的一些做法已经相当“帝国”,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无论其是否愿意,都赋予了美国帝国的地位。

一些学者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正是帝国观念衰落的过程,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政体类型。因此,当1806年4月6日拿破仑迫使弗朗茨二世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称号,神圣罗马帝国宣告结束,被认为是具有罗马帝国理念的中世纪帝国在欧洲的终结。然而,笔者认为,神圣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古代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帝国”理念并未在欧洲消失,它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相结合,又在欧洲新兴民族国家中找到了新的“宿主”。这样,“帝国”观念在近代欧洲国家扩张过程中又“借尸还魂”了。不过,近代欧洲的殖民帝国是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理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复合型帝国,即由宗主国和广大海外殖民地构成,不同于以往欧洲的帝国。这从多米尼克·列文的话也可以反映出来:“按照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标准,很容易把英国和法国的宗主国政体和其海外殖民地区别开来。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国家不同于其外围帝国,它们对这种外围帝国实行毫不含糊的统治。”

我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新的帝国倾向。美国面临巨大挑战,但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其军事实力依然不容挑战。此外,在21世纪初,中国正崛起为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影响力已覆盖全球,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也感受到了压力,同时中国在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也在逐步建立影响力。但不像美国,中国绝不会称自己是帝国,中国建立了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原则。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尔指出,民族国家的主权是近现代欧洲列强建立帝国主义的基石,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所界定的边界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来说是根本的,国家的领土边界确定了权力的中心,统治从这里施加于外国的领土。“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实际上,欧洲许多近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强调自己拥有类似于罗马皇帝的权威,罗马遗留下来的帝国理念成为嫁接欧洲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之间的桥梁。以英国为例,大卫·阿米蒂奇指出:“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三个王国对帝国和殖民地的诉求,表明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罗马渊源。正是这些新罗马渊源产生了一种连续性,把一个统一、有法定边界、独立的国家概念的创造与后来在大西洋世界形成一个跨国的、广泛的帝国的过程连接起来。”因此,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遗产,弥合了近代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界限,使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帝国具有很大的重叠性。至于罗马帝国的普世理念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影响,安东尼·帕格顿说道:“欧洲在美洲的帝国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普世主义遗产的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这种遗产即假定自己拥有一种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利。即使是英国人,他们的普通法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这一罗马法遗产隔绝开来,也根本无法逃脱为其自身建立一个真正的‘不列颠帝国’的野心。”正是基督教普世理念的影响,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宗教色彩比其他欧洲帝国更为浓厚,传教士在帝国建立过程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法国扩张过程中的普世理念则是宗教与文明使命相结合。例如,162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在加拿大成立第一家贸易公司,声称其目的就是继续他父亲建立的阿卡迪亚殖民地的事业,使法国“在那些被称为加拿大的‘新法国’的土地上,发现一些能够维持殖民地的居所,目的是在上帝的帮助下,努力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认识真正的上帝,教化他们,并教导他们信仰使徒的、天主教的和罗马的宗教。”

还有很多迹象表明民族国家并未占据今天世界的中心,或许永远不会,尽管这是主流观点所认定的趋势。欧盟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组织就是一场实验:它不是传统的帝国,但有人将欧盟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起来,也有人评论,“欧洲的未来不得不借助帝国模式”。人们建立了联合国和各种下属机构,这标志着各国至少在原则上,将永久遵照国际惯例监督约束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国家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如无国界医生,环保机构如绿色和平组织——共建了一个“全球性公民社会”,作为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延伸。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高度关注,如果违背其国家责任或国际条约,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审判。当然这种情况最近有增多的趋势,民族国家的领导人被传唤到海牙国际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由此看来,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未来或许不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演讲《真正的帝国概念》也反映了大英帝国的“统治”与“责任”的观念。他把大英帝国分为三个阶段,声称其所生活的第三阶段的帝国才具有真正的帝国概念。他说:“这个概念是什么?对于自治殖民地来说,我们不再称它们为附庸。占有感已被亲情所取代。我们认为并说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与我们联合,尽管它们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大英帝国并不局限于自治殖民地和联合王国。它包括一个更大的区域,在热带气候中有更多的人口,在那里不可能有大量欧洲人的定居点,并且本地人口肯定总是远远超过白人居民。在这些情况下,帝国的理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占有感也让位于一种不同的情感——责任感。我们现在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表明我们的统治增加了这些人的幸福和繁荣,那么我们对这些领土的统治就是正当合理的。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统治确实带来了安全、和平和相对繁荣,而这些地方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福祉。在开展这项文明工作时,我们正在履行我认为的国家使命,我们正在寻找发挥这些才能和品质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文明事业和人民的繁荣将得到显着进步。但毫无疑问,处于这种状态,我所描述的这种使命涉及重大的责任。在女王的广阔领土上,雅努斯神庙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当我们决定运用帝国的权杖时,我们承担了巨大的任务。任务是伟大的,责任是伟大的,但荣誉也是伟大的。我相信,国家的良知和精神将达到其责任的高度,我们将有力量履行我们的历史和民族特性赋予我们的使命。”在此,张伯伦从统治民族与殖民地的关系出发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真正的帝国,说明了什么样的帝国统治才是合理的,其中统治者对“责任”和“使命”的履行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我们从其关于普世“责任”的言辞中,也不难看到其骨子里流露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

还有一项因素在影响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海洋帝国前身的国家。大量来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前殖民地的移民迁徙进入前宗主国。萨尔曼·鲁西迪在评论英国问题时写道,这种行动将建立英国内部的“新帝国”,英国“最后的殖民地”。人们对待欧洲人与大量非欧洲的新移民的态度由帝国时期的经验所决定。民族国家再次开始管控其人口和边境,巩固民族身份认同,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清除帝国的记忆。而这些努力再次被证明只是徒劳,因为帝国不断打断和干扰民族国家的秩序,强迫其面对自己的历史,使民族国家与已经退回欧洲本土的帝国达成妥协。

从张伯伦的演讲也可以看出,近代欧洲以海外殖民扩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国家的民族主义与帝国的普世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融合起来了。这就使得由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近代欧洲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族国家的特征。因此,近代欧洲殖民帝国虽然继承了罗马及中世纪帝国的遗产,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又不同于古代中世纪的帝国。简言之,它们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克里尚·库马提出:“如果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微小帝国,那么帝国可以被看作大的国家吗?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会合流吗?合流的程度和限度有多大?安东尼·史密斯曾在几个地方提出,所有的国家都是由‘核心’民族组成的,在核心民族的周围,依附着其他起次要作用的民族。以英国为例,几个世纪以来,挪威人、诺曼人、胡格诺派教徒、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印度人、非裔加勒比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对我们称为‘英国性’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大英帝国,英国人是核心民族和统治民族,但他们会像张伯伦所说的那样以具有普世面貌的“亲情”“责任”和“使命”来构建一种帝国认同,使帝国内的其他民族参与进来。克里尚·库马认为可以把这种帝国各民族的认同感称为“帝国民族主义”或“使命民族主义”(missionary
nationalism)。“帝国民族主义”在欧洲最突出表现在1870年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以至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被卷入世界大战之中。


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在《世界帝国两千年》中讨论了帝国的长久国运与新近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地平线上的昙花一现,是在帝国背景下出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对世界政治的想象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或者短暂的”。两位作者发出疑问,“帝国的常态已经结束了吗?难道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在打造同质社群的过程中同时带来暴力的民族国家吗?或者仍然有其他选择存在,可以接纳形态迥异的政治组织,而不坚持齐一性或阶级制度?用心理解帝国的历史,不仅能让我们跟极端的暴力与傲慢面对面相遇,也能提醒我们主权是能分享、分解与改变的。往日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只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来”。这是相当智慧和中肯的结论,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表示赞同。历史上帝国或许显赫一时,但我们不清楚其最好的替代品是否就是距今不到200年的、主张主权与民族一致的民族国家,因为这看似更像是引发无尽国内与国际间纷争的源头。尽管帝国有各种弊病,帝国在治理多样化与差异性上仍给我们指出了新方向,这是民族国家不可避免要遭遇的难题。这足以让我们继续有关帝国的研究,让我们思考能从帝国的历史中获得怎样的教训。

综上所述,从帝国文化史的视角来看,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近代殖民帝国,始终贯穿着一种“帝国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就是来自罗马时代imperium所蕴含的意义。帝国的几个基本要素——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普世追求,无不来自罗马帝国。所以史蒂芬·豪指出:“罗马人发明了帝国的概念,它至少是一种后来的帝国缔造者可以理解并经常援引的形式。”

二,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帝国”的讨论

尽管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从文化传统来说具有某些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就会以此达成共识而得出一个公认的“帝国”定义。相反,对于“帝国”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与民族国家的异同及关系等问题,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百家争鸣。当然,由“帝国”引申出来的“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历史更为悠久也更为复杂。本文的关注点是“帝国”概念,因而在此不讨论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下面以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论着为例,对其有关“帝国”的争论作一简要述评。

什么是“帝国”?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称得上是“帝国”?这是关于“帝国”概念讨论的基本问题,即关于“帝国”的定义及其适用范围的问题。一般来说,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喜欢对“帝国”概念进行归纳,试图找到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定义。因此这种定义是对历史上多种多样的帝国从共性维度的抽象概括。例如,迈克尔·多伊尔认为:“帝国是两个政治实体的互动体系,其中一个是支配的中心,它对另一个即从属的边缘(subordinate
periphery)的内外政策施加政治控制。”“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政治主权。它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依附性来实现。帝国主义无非是建立或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政策。”正因如此,他这一定义是超越历史语境的一种抽象概括,适用于一切具有这种国际关系行为的国家。同样地,史蒂芬·豪也给“帝国”下了一个概括性定义:“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的外围。”由此他评论说:“根据定义,帝国必须是庞大的,而且它们必须是复合实体,由以前是独立的单位组成。族群、民族、文化、宗教的多样性是其本质。但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多样性。如果是的话,如果‘核心’和‘边缘’之间没有支配关系,那么这个体系就不是一个帝国,而应该称之为像‘联邦’这样的名称。因此,20世纪的英国政府辩称,他们正在逐步从一个伦敦主导的帝国转变为一个联邦,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因此,他也将这一抽象的“帝国”概念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亚洲、非洲和美洲。

如果说多伊尔、豪的“帝国”只是对以往各种帝国中共性的抽象概括,那么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则是基于现实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的主权走向了衰落,但衰落的不是主权本身,而是承载主权的民族国家。这样,帝国作为一种主权的新形式就应运而生了。他们说道:“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帝国”的含义,他们还将“帝国”与“帝国主义”进行对比说明,提出:“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因此,帝国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第二,帝国的概念表示它自身与其是一个发源于征服的历史的政权,不如说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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