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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豪赌衍生品案 荣智健等人“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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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00267.HK)衍生品风波事发已逾两年,香港警方仍在调查事件。中信泰富此前向高等法院提出,警方2009年在中信泰富总部检获的部分文件涉及保密权,要求取回,法院3月9日就此展开聆讯。  中信泰富代表律师9日在庭上表示,分类哪些文件涉及保密权,预计需要十个月的时间。不过律政司则认为,所需时间太长,要求公司在四个月内,即今年7月完成相关分类工作。之后双方达成妥协,中信泰富将在今年10月完成文件分类,并递交给律政司。  律政司代表指出,中信泰富事件已经拖延两年,为避免股东利益受损,希望可以尽快展开调查。而中信泰富的诉讼,无疑拖慢了整个事件的进展。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此前已递交六份涉案文件给予香港证监会,其中包括两份法律文件,两份会议记录,两封律师信。但中信泰富已声明,这些文件只交给证监会用于内部调查,不得用于审讯或其他用途。在今天的庭上,控辩双方就这六份文件的全权保密权,还是部分保密权展开激烈争论,但未有结果。  此外,律政司代表下午在庭上指出,中信泰富公司高层在2008年9月7日已经得知公司在澳大利亚外汇市场亏损155亿港币,但并没有及时通知股东,而是选择在10月20日才给股东发盈利预警。  对此,中信泰富代表律师就回应,当时市场已经很不稳定,这时通知必然会引起市场波动,公司在得知此消息后采取了补救措施,如向北京总部求助等,这是完全合法的。如果公司有意商业欺骗,到最后都不会告诉股东在外汇市场的亏损。  律政司继续追问,在公司得知外汇衍生品投资损失后,试图向四家银行请求资金援助约25.5亿港元,中信泰富在向银行借贷之时,并未透露在衍生品方面出现的财务危机,个中原因是什么?中信泰富对这个问题并未做正面回应,只透露会回去翻查有关文件,尽量在明日开庭时带上详细资料,但也不排除迟缓提交相关文件的可能。  案件预计审讯三日,至3月11日。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因投资外汇衍生品而酿成巨亏,震动市场。香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2日正式介入调查。之后香港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介入调查,并检走大量证物。时任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因此引咎辞职。  去年4月,中信泰富向法院提出,部分警方取走的证物涉及保密权,要求取回。

中信泰富(00267,HK)炒澳元巨亏事件爆发已有一年多,内幕仍扑朔迷离。11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称证监会调查部分已经结束,但相关细节保密。  
不过,该集团前主席荣智健近日在一份书面文件中首次披露,自己在签署集团财务状况没有恶化责任声明时毫不知情,相关投资决定是由前董事总经理范鸿龄领导的9人行政委员会作出的,与自己无关。  荣氏推责范鸿龄  
上个月中旬,3位小股民入禀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控告荣智健去年9月12日发布的声明有误导之虞,这3人是在看到声明后才购入中信泰富股票的。而在去年10月20日,该集团发布盈利警告,首次披露炒澳元期权巨亏155亿港元,股价顿时急泻。3人于10月21日卖出股票,损失惨重。  
荣智健在近日申请将诉状转至香港高等法院。他在申请书中表示,自己签署“责任声明”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去年9月5日,并且没有留意到公司秘书部门收集董事“责任声明”后何时正式发出,事后才知道是9月12日发出。他于去年9月7日才被告之集团正在炒澳元期权,至于金额是在随后数星期才确定的。因此他强调,在签署声明时他毫不知情,在得悉事件后已尽力挽救,但不幸遇上了雷曼事件和金融危机。  
据荣智健表述,集团的管理架构复杂,自己虽然身为主席,但集团的实质运作是由当时的董事总经理范鸿龄领导的9人行政委员会主理。他解释,集团在西澳大利亚有采矿项目,由澳大利亚项目公司的行政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包括集团3名执行董事,直接向范鸿龄团队问责。范鸿龄与荣智健有着超过20年的情谊。二人在1990年共同开创中信泰富,又在今年4月因炒澳币巨亏事件后共同辞职。  警方调查正进行  
11月18日早上,香港立法会讨论中信泰富事件调查进度。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会后表示,香港证监会的调查部分已经结束,但是基于保密条文不会评论个案,至于警方的调查则仍在进行。  
今年4月曾有约100名中信泰富小股东的联合签名,要求多委任一名符合资格的独立调查员,进行公开调查。梁凤仪回应,当局考虑过小股东递交的联名申请,认为委任符合资格的调查员进行调查的理据不足,同时相信被委任的符合资格的独立调查员权力不会比现有调查机构的权力更大。但她补充,若证监会及商罪科的调查结果发现,事件涉及更大的违规或问题,影响公众利益,届时或再作考虑。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会刑事调查公司管理层是否涉及虚假陈述,至于是否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员公布调查结果,则会向律政司司长请示。  
中信泰富11月18日发布公告称,任命非执行董事张极井为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殷可为公司非执行董事。中信泰富目前的三大主营业务为特钢、铁矿开采和内地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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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轰动一时的中信泰富豪赌衍生品一案又有新进展。香港政府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4月10日裁定,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包括荣智健在内的五名前执行董事没有从事市场失当行为。

在这份长达156页的报告书中,审裁处裁定,中信于2008年9月12日刊发通函一事中,并未披露可能致使中信股份价格维持、提高、降低或稳定的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因而没有从事市场失当行为。

控方香港证监会同日回应指,正研究审裁处的报告书。中信则表示欢迎审裁处的裁决。

这份报告书意味着,自2008年起遭香港证监会调查、于2014年获起诉的中信及其五名前执行董事“脱罪”。此次案件要追溯至现年75岁的荣智健时任中信泰富主席期间。

荣智健系“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之子,1986年,荣智健进入中信香港任董事总经理,其后进行了一连串收购,直至1990年收购泰富公司上市,易名中信泰富,荣智健出任董事局主席。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爆出因投资外汇衍生品录得巨额亏损。中信泰富在2008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份盈利警告披露称,2008年7月1日至10月17日期间,中信泰富因为终止杠杆式外汇合约、采取有关调控澳元风险的行动及根据杠杆式外汇合约接收包括澳元在内的外币而令其招致8.077亿港元的已变现亏损总额。

公告并显示,截至2008年10月17日,中信泰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故其截至2008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的业绩预期将会受到影响。

中信泰富在2008年10月20日发出盈利警告前暂停买卖,当时股价为14.52港元;中信泰富股份在2008年10月21日恢复买卖,当日收市价为6.52港元,下跌了55%。

香港证监会于2008年10月22日正式介入调查。之后香港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介入调查,并检走大量证物。2009年4月,荣智健因此引咎辞职,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完成对母公司中信股份100%股权的收购,更名为“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证监会于2014年9月对中信及五名前执行董事展开法律程序。五名前董事分别为荣智健、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副董事总经理张立宪和李松兴,以及执行董事周志贤。

香港证监会认为,中信及该五名董事曾从事市场失当行为,在2008年就中信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投资的巨额亏损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财务状况资料。

香港证监会的理据来源于2008年9月12日中信在当日交易收市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刊发的一则通函。中信于2008年9月16日将通函分发予其股东。该份通函与中信的附属公司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一汽丰田4S公司49%权益以及雷克萨斯4S公司50%权益及相关股东贷款的须予披露及关连交易有关。

在该份通函中,中信披露“就董事所知,本集团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该通函所确定的“最后实际可行日期”为2008年9月9日。

香港证监会认为,这则通函载有关于中信财务状况的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内容。

因为中信于10月20日刊发的盈利警告显示,中信在2008年9月7日,即上述表示“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的通函之前,已察觉到相关杠杆式外汇合约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在该份盈利警告中,中信表示:“2008年9月7日察觉到带来之潜在风险。”

香港证监会表示,中信于2008年9月12日刊发的通函载有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陈述,而中信及该五名董事均已于该通函刊发前,知悉由杠杆式外汇合约所引致的巨大财务负面影响,这属于从事市场失当行为。

然而,这一裁定并未获得中信的认同。

有接近香港证监会人士向财新记者指出,通常情况下,若涉事企业或个人对香港证监会的处罚及裁定认同,香港证监会将对相关裁决进行披露。若有异议,案件则将被呈报至香港政府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在香港证监会于2014年向审裁处发出的通知书中,香港证监会要求审裁处进行研讯程序并裁定,中信是否曾发生任何市场适当行为,及确认任何曾从事该市场失当行为的人的身份。

自2014年12月12日举行第一次初步会议以来,审裁处对此案裁决耗时逾两年。案件正式聆讯于2015年11月16日举行,至2016年7月12日终结,审讯全程长达50日。

在报告书中,审裁处指出,针对此案作出裁决时,法官了解本案具有几点疑虑:首先,在当时近一年的时间里,当全球市场处于不断加剧的大幅动荡之时,中信却利用外汇风险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其次,中信在大约于2008年9月7日意识到潜在风险的时候,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公告,直到六个星期以后的10月20日发布盈利警告;此外,中信当时为弥补亏损所进行的所有补救措施,都因为全球资金避险涌入美元而一塌糊涂,最终累计亏损约150亿港元。

然而,审裁处强调,本案审讯的两个基本要点分别是中信于9月12日发布有关大昌行的通函时,是否存在行为失当,另一点则是确认相关行为不当人员的身份。

本案的关键之一在于2008年9月7日的会议。报告书显示,这场会议于9月7日临近中午举行,最初只有范鸿龄与张立宪,不过,当范鸿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他邀请荣智健、李松兴、周志贤一同参会,此外还有中信香港财务部门负责人Albert
Tam。

在这次会议中,此案被诉的五名前董事全部了解到相关外汇衍生品风险敞口。“所有参会的人士都表示,江西社区,张立宪当时明显非常焦虑……事实上,更显然的是,当时参会的每个人都感到压力。荣智健一度发怒,用拳头拍打桌子,并向张立宪怒吼。”法官在审裁处报告中表示。

法官续指,参会人士当时似乎都认为,中信面临约40亿至60亿港元的潜在亏损,不过,如果澳元反弹,这部分潜在亏损将大幅被抵消。同时,会议上也进一步达成一致——因为事件高度敏感,需要进行高度保密,“简而言之,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知道”。

法官指出,涉案五名前董事在星期日参加了会议,而授权发布大昌行公告的其他董事并没有参与星期天的会议,公司秘书以及负责起草通函的工作人员也对此毫不知情。

报告书表示,所有证词都显示,当时相关董事都将外汇风险一事放在了绝对重要位置,从未过多关注这个几天前被视作并不重要、只是例行的通函。

审裁处表示,单就大昌行的通函本身而言,中信一直定期发布公告,其内容并非不寻常,同时,该笔交易最早已于2008年8月公告,除“重大不利变动”以外,该份通函并无新内容,而在通函发布后,媒体或研究报告未有出现任何反应,而“重大不利变动”也没有对中信股价造成影响。

审裁处认为,证监会以“股价敏感”来量度“财务出现重大不利变动”的处理有误,而证监指上述通函“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指控亦未达所需的举证标准。审裁处故裁定中信及其5名前执行董事在刊发上述通函一事中,没有从事市场失当行为。

但审裁处也指出,该处并未被授权调查为什么中信在发布大昌行相关通函的五个星期里,一直没有向公众发布有关外汇风险的任何公告。

目前尚不清楚香港证监会下一步会否继续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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